第24节

  这是司马师继承司马懿权柄后经历的第一战,本应以惨败收场,却在他的完美演绎下将危机化为无形。
  几乎与此同时,雍州刺史陈泰(陈群的儿子)上疏,请求朝廷准许他讨伐屡次滋扰边境的胡人游牧部落,此事得到了司马师的首肯。可不承想,因为陈泰这封上表,边境两个郡的百姓担心要服兵役,纷纷举旗反叛。
  陈泰很是惭愧:“二郡反叛都怪我草率行事。”
  然而,司马师将陈泰的过失全揽到了自己身上:“二郡反叛是我的错,跟陈泰无关!”
  在高平陵政变时,陈泰曾出面劝曹爽放弃抵抗,为了这事,他一直备受煎熬。而今,不管他愿不愿意,他必须得受司马师一个大大的人情,这让他内心更加纠结。
  为《资治通鉴》作注的宋元史学家胡三省这样评论:“司马师引咎自责,让那些本该获罪之人对他感恩戴德,由此巩固了权势。正所谓盗亦有道,更何况是要盗窃国家社稷呢!”
  一桩离奇的谋杀案
  东关大捷让诸葛恪信心爆棚,他打算再接再厉发起更大规模的伐魏战争,这次,他决定跟蜀国联手。于是,诸葛恪派幕僚李衡前往蜀国,拜见卫将军姜维。诸葛恪为什么要跟姜维沟通?这不能不说他消息灵通,因为蜀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大事。
  已经冷落蜀国太久了,自诸葛亮死后,蜀国在蒋琬和费祎治理下进入了很长时间息兵养民的稳定状态,卒如诸葛亮死前的安排。
  其间,蒋琬官拜大司马、录尚书事,兼领益州刺史,执政十二年,开府治事八年。开府,指那些顶级重臣拥有建立自己幕府的权力,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“宫中府中俱为一体”,这个府即指诸葛亮自己的幕府。通常情况下,只有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这一级别的重臣才有资格开府。重臣一旦开府,俨然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小朝廷,权力极重。蒋琬开府后屯驻在汉中,他虽然也多次让姜维率军攻入雍州西部,但战争的规模都很小,只是以攻代守。
  蒋琬死后,费祎官拜大将军、录尚书事,兼领益州刺史,执政七年,其中开府治事不足一年。也就是说,他刚刚被刘禅允许开府几个月便死了,让人想不到的是,费祎乃横遭暴死。
  就在魏国和吴国结束东关之战的翌月,也就是公元253年2月,正逢农历春节,费祎在益州汉寿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岁首年会。
  “恭贺大将军开府!”同僚逐一向费祎敬酒。
  费祎开怀畅饮,自蒋琬死后,他足足等待了六年,终于在去年获准开府。此刻,他意气风发,一杯接一杯地狂饮,不知不觉已昏昏睡去。聚在费祎身边的同僚见状,纷纷知趣地散开,以免打扰到他。
  突然,睡梦中的费祎被胸口一阵刺痛惊醒。豪饮过后肉体感觉异常迟钝,他缓缓睁开眼,左将军郭修模糊的面孔浮现在他眼前。
  “大将军,下官给您敬酒!”可是,郭修手里握的却不是酒樽。
  费祎艰难地咳嗽起来,鲜血从口中喷出,他这才注意到,一把利剑正插在自己胸口。
  “郭修……你……你为什么要杀我?……”费祎凝视郭修的眼睛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仿佛有所醒悟,“难不成……你是……”这话还没有说完,他便魂归西天了。
  “大将军被刺杀啦!”酒席宴立时陷入混乱,众人呼唤侍卫,“快!快拿下凶手!”
  郭修毫不畏惧,他冷漠地环视着将他团团围住的侍卫,然后抽出费祎胸口的利剑,自刎而亡。
  大将军费祎被左将军郭修刺死,这桩谋杀案不仅震惊蜀国朝野,就连魏国和吴国也大感惊诧。
  郭修究竟是什么来头呢?他原本在魏国身份低微,投降蜀国后官拜左将军,政治前途一片光明。可是,这位左将军大人屁股还没坐热,竟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疯狂举动,且根本就没打算全身而退。他图的是什么?另外,他来蜀国时间不长,究竟能跟费祎结下多大梁子?堂堂一个三品左将军,就算要刺杀政敌也该指使手下去干,但郭修居然亲自操刀实在不正常。
  众所周知,侦破谋杀案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找到被害人死后的既得利益者。那么,费祎死后,谁得利便是本案的关键点。
  其一,郭修连命都没了,他肯定不是既得利益者。
  其二,费祎是蜀国最大的鸽派执政者,他以反对北伐被人称道,在这个问题上,他有着与皇帝刘禅、绝大多数同僚以及巴蜀百姓相同的政治理念。这就将嫌疑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。
  其三,有人怀疑魏国是本案的背后主谋。抛开费祎身为鸽派重臣的立场不提,单说郭修从被俘,到遣送成都,又受封高官厚禄才得以能接近费祎,这中间存在无数偶然因素,绝不可能事先安排好。再有,直到刺杀事件发生的八个月后,魏国朝廷才后知后觉下诏追谥郭修,这也从侧面印证,魏国事先根本就不知道,即使知道后也觉得很无厘头,因为费祎一死,蜀国鲜有的鹰派重臣姜维上台,开始频繁举兵侵入魏国疆土,这分明是给魏国带来了莫大麻烦。自然,魏国不可能是刺杀费祎的主谋。
  到底谁从中得利?于是,费祎的政敌,同时也是费祎死后唯一的既得利益者——鹰派重臣姜维入镜。
  自诸葛亮和魏延死后,姜维是屈指可数对北伐念念不忘的人,等到费祎执政时,姜维每次想出兵伐魏均被费祎束手束脚,终费祎一生,每次拨给姜维调遣的士卒从没超过一万人。而费祎死后,姜维终于挣脱了束缚,集蜀汉军权于一身,并将蜀汉再度拖入频繁北伐的时代。
  不过,姜维跟郭修又是什么关系?让我们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深入寻找。
  在《魏氏春秋》中记载,郭修原是雍州平民(另一说法为中郎,相当于一个地方小公务员,总之身份很低),一年前被姜维俘虏后送到成都,官拜左将军。从平民(或中郎)晋升到左将军,这简直匪夷所思。为什么这样讲?我们可以拿两个同样从魏国归降蜀国的人做一番比较。
  第一个是出自魏国名族的夏侯霸,他在魏国时官拜右将军(三品),因政治避难逃到蜀国,官拜车骑将军(二品),比他之前的官位提升一级。对了,他还是刘禅儿子的舅舅。
  第二个是被诸葛亮寄予厚望的“雍凉上士”姜维,他出身雍州天水郡豪族,在魏国时任中郎(这和郭修一样),投降蜀国后成为诸葛亮的幕僚,随后几年里,他凭借无数军功,才渐渐混到了卫将军(二品)。
  还有一点必须说明,以上二人都是主动投奔,再反观郭修,无论他是平民也好,中郎也罢,乃是一介俘虏,且在毫无作为的情况下居然一步登天,仅半年就当上了左将军(和夏侯霸在魏国时的官位平级),如果没后台是绝不可能的,到底怎么回事?谁也不知道。
  假设说郭修有后台,他的后台又是谁?纵观蜀汉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臣,和郭修同样出身且是老乡的唯有一个姜维,而郭修又恰恰是被姜维俘获并送到成都的。由此推断,郭修的后台极有可能就是姜维。
  回过头来讲姜维,可以说,在北伐这个问题上,他和蜀汉公卿存在极大的矛盾,再加上他是雍州降将,更让他形单影孤(蜀汉政坛大部分是荆州人和益州人)。倘若姜维真是郭修的后台,那倒很容易理解了。毋庸置疑,姜维渴望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。
  在魏帝曹芳追悼郭修的诏书中这样写道:“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下手刃费祎,勇气过于聂政,功劳超过傅介子,可谓是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,特追谥郭修为威侯,以让忠义之士名垂青史。”
  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对诏书中的说法予以质疑:“郭修在魏国仅是一介平民,不食君禄,也无尽忠之责,若想展示气节,可以选择殉国不降。他既然投降了又去刺杀同僚,这种行为既无道义可言,又谈不上给魏国立功,说到底只是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罢了。”
  裴松之没有深究下去,他将郭修简单地归为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,可如果郭修仅仅是一介狂士,何以被姜维如此看重?又官拜左将军高位?这实在是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。根据种种推断,郭修越来越像一名受姜维知遇之恩,便以性命相报的死士。
  巧合的是,在整个三国时代,以豢养死士被载于史册者寥寥无几,姜维正是其中之一。《傅子》中写道:“姜维好立功名,阴养死士。”前文提过,有同样特殊嗜好的司马师凭借三千死士发动高平陵政变,除掉政敌曹爽,姜维的死士又用来做什么呢?史书中没有写。
  那么,郭修若真是姜维门下死士,他和姜维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幕?究竟达成何种交易以至于不惜亲赴黄泉助姜维除掉政敌?人死无对证,这些也只能永远埋于地下了。
  费祎生前曾反复跟姜维这样说:“我们远不如诸葛丞相,丞相尚不能平定中原,更何况是我们呢?不如保境安民,稳定社稷,等待有能力的贤才出现扭转乾坤吧。你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和魏国决战,倘若失败,肯定追悔莫及!”
  现在,姜维再无须忍受费祎的喋喋不休了。他终于挣脱了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。
  最后,我们以史书中的两句原话作为这段故事的结尾。
  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中载:“十六年春,祎(费祎)卒。夏,维(姜维)率数万人出石营。”
  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中载:“正月,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于汉寿。夏四月,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。”
  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在这两篇文章中均将费祎之死和姜维出兵串联在一起,是不是暗有所指就不得而知了。总而言之,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让姜维独揽蜀汉大权,也结束了蜀汉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,从此,北伐曹魏的时代再次到来。
  违众北伐
  公元253年3月,费祎死后没过多久,卫将军姜维见到了诸葛恪派来的使者李衡。
  “如今魏国政归司马氏,群臣彼此猜忌,东关战败后又民怨鼎沸。倘若趁这机会,吴国从东攻入,蜀汉从西攻入,必能大获全胜!”
  李衡这番话可谓言之不尽,魏国政归司马氏,吴国难道不是政归诸葛恪?蜀国难道不是政归姜维?更何况,魏、蜀、吴这三个国家中,蜀国臣民由于历史原因,对主动挑起北伐战争是最反感的。在诸葛亮死后这些年,即使是原先那些荆州籍臣子也大多被巴蜀本地人的价值观同化。蜀国本是小国,凭借地势自守尚可,但要讨伐强大的魏国无异于蚂蚁撼大象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干那些劳民伤财的事?
  不过,在以荆州派和益州派为主的蜀国臣子中,出身雍凉的姜维却是个异类,他对北伐如此执着,与其说是继承诸葛亮遗志,不如说是契合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。另外,诸葛亮的志向是收复中原,是故,他历次北伐的战场都集中在雍州中部,而姜维的北伐,则集中在雍州西部,这除了姜维吸取诸葛亮的教训,认为雍州中部难以攻克外,也不排除他祖籍雍州天水郡(位于雍州西部)这个因素。或许,在姜维心里,想的是率军平定他的老家,借以光宗耀祖吧?不管怎么说,史实上,诸葛亮死时从未授命姜维继承其未竟之业,反而提拔蒋琬和费祎这两位鸽派臣子执掌大权,而对另一位好战分子魏延则选择了放任自流。可以看出,即便是性格纠结的诸葛亮,在临终前也试图将蜀国扭转回正途。
  但李衡的话正合姜维的意,他给姜维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。
  “说得好!你回去禀告诸葛太傅,我一定和他同举大军北伐曹魏。”
  李衡不辱使命,顺利返回吴国,而这个时候,诸葛恪正独自应付着来自同僚反战的压力。
  吴国公卿纷纷上奏:“先帝刚刚驾崩,社稷不稳,吴国远弱于魏国,不能接连劳师动众。”
  诸葛恪反驳:“当初刘表手握荆州十万大军,却不敢跟曹操争锋,以至坐以待毙。司马懿已死,司马师根基尚浅,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!”
  “司马家族控制魏国政权已历经两代,司马师智略非凡,怎能说根基尚浅?太傅轻敌才是用兵大忌!”
  “再说什么都没用,这事我已经决定了!”诸葛恪拂袖而去,并写了一篇文章申明决心。
  “俗话说天无二日,国无二主,自古帝王无不为统一天下殚精竭虑。若再等十年,魏国的强大远胜于今,那时候纵使伊尹、管仲再世也无能为力了。昔日,叔父(诸葛亮)屡兴北伐,我夙夜忧叹,唯希望能秉承忠臣遗志。”诸葛恪仰慕诸葛亮举倾国之兵北伐的壮烈,可也仅限于此,至于说什么忠臣志向,这在他身上倒没什么体现。
  诸葛恪将文章发给同僚传阅,作为战前动员书。没几天,他接到丹杨太守聂友寄来的信。
  诸葛恪和聂友交情深厚。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,并非出于对老友的思念,而是希望能得到老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  聂友的信这样写道:“先帝(孙权)很早就想从东关攻入魏境,无奈从未如愿过。之前东关大捷实有诸多原因——敌攻我守、将士舍生忘死,或许还要仰赖上苍庇佑。但这些优势很难再现,希望您能息兵养民,等魏国出现动荡再伺机而动。”
  诸葛恪逐字逐句地读着,神情从最初的渴盼变成失落与愤怒。他给聂友回信:“没想到连你都看不透天意,回去再好好读我的文章吧!”此后,吴国群臣再无人敢劝阻。
  东关之战仅仅过去两个月,公元253年4月,诸葛恪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兴师二十万伐魏。
  临行前,诸葛恪强行征调镇守南荆州乐乡的朱绩跟自己出征,然后把乐乡划入弟弟诸葛融的辖区。早年间,就是王昶围攻江陵那场战役中(公元251年初,王淩案发前夕),朱绩邀请诸葛融(诸葛恪的弟弟)联手抗击王昶,却被诸葛融临时放了鸽子,导致惨败。这些年,朱绩和诸葛融关系极度紧张。诸葛恪怕朱绩在后方搞事,遂把朱绩调到了自己军中。
  5月,吴军越过巢湖向北侵入魏国境内。可是,将士们完全不像上次东关之战时那样斗志昂扬,无不是垂头丧气,到处弥漫着厌战情绪。
  诸葛恪本打算扫荡淮南一带,但当地百姓早就携家带口逃到北方。而魏国扬州都督毌丘俭见吴军声势浩大果断采取守势,将兵力收缩在寿春城中拒不出战。诸葛恪扑了个空。
  部将建议诸葛恪围攻合肥,引诱魏军前来救援,到时候再跟魏军决一死战。史书中没有记载这策略究竟是谁提出来的,但颇为巧合的是,在东关之战前,诸葛诞也曾向司马师提过类似的建议:“我们以精兵围攻巢湖大堤旁边的东城和西城,等到吴国援军到达,再集中兵力围剿吴国援军。”
  事后证明,诸葛诞失策了。
  眼下,诸葛恪也没别的办法,只好率全军向合肥而去。
  合肥攻防战
  二十万吴军对合肥展开围攻。同时,在遥远的西方,蜀国卫将军姜维也如约侵入魏国境内的雍州南安郡。
  魏都洛阳,大将军司马师焦虑地问中书郎虞松道:“扬州合肥、雍州南安两条战线军情紧迫,可上次东关战败后,扬州军心不振,你觉得会不会有闪失?”
  虞松年轻时跟司马懿征讨过辽东公孙渊,是司马家族一手提拔的嫡系亲信。他分析说:“诸葛恪率大军围攻合肥,实则是希望能跟我军在野战中决一高下,倘若合肥能坚守,吴军必士气跌落。毌丘俭按兵不动,坚守避战,其实对我方有利。再说雍州局势,姜维误认为魏军被诸葛恪吸引,所以才敢孤军深入,若能集结关中诸军反击,姜维也不足虑。”
  司马师连连点头,即命令雍州都督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迎击姜维。郭淮早已将身家利益与司马家族牢牢绑在一起,司马师对他相当信任。不过,扬州都督毌丘俭当年是曹爽嫡系,他有些不放心,遂派遣叔父——太尉司马孚前往淮南督战。
  司马孚临出发前,司马师嘱咐道:“叔父去了淮南,只须责令扬州驻军坚守即可,合肥城防坚固肯定能守得住。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别迎击诸葛恪。”
  几天后,司马孚手持节钺来到位于合肥以北二百里之遥的淮南郡寿春城,严令禁止扬州都督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出兵救援合肥。
  合肥隶属扬州淮南郡,早先,孙权曾四次率军攻打这里,可每次都是颜面扫地惨败而回。这座城池也成全了魏国初代名将张辽、乐进、满宠等人的赫赫威名。三国时代涌现出很多善于守城的名将,通常情况下,守城方兵力远逊于攻城方,所能仰仗的就只有高耸坚固的城墙,一旦城防被攻破必死无疑。困守孤城者,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到死的毅力,除此之外,还需要些机智。
  公元253年6月,合肥守将张特亲率三千守军承受着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疯狂进攻。
  “射箭!射箭!拼死也要守住!”张特喊得声嘶力竭。
  在合肥城外,诸葛恪堆了一座土山,让吴军爬上山往城中射箭。战争一连持续了三个月,合肥城防临近崩溃边缘。
  张特意识到形势危急,他登上城墙向吴军呼喊:“我无心再战,但是魏国律法规定,只要城池被围攻一百天还没有援军,即使投降也不株连家眷。到现在,合肥已被困九十多天,死者过半,请你们再等几天,期满之日我肯定开城归降。”接着,他把自己的官印抛到城外,“这是我的印绶,以此为誓!”
  吴军相信了张特的话,暂缓攻城。
  这天夜里,张特火速指挥守军在破损的城墙内又修筑了一层内墙。
  翌日,吴军瞪着拔地而起的内墙才知道被张特骗了。经过三个月好不容才打开的缺口,一夜后功亏一篑,吴军只能重新对合肥发起攻击。就在这时,诸葛恪又得到一个沮丧的消息,蜀将姜维已被雍州刺史陈泰击败,撤回本国。
  尽管局势不利,诸葛恪依然不想放弃。
  攻守双方的力量都在骤减。张特的三千士卒死伤过半,而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更是耗损巨大,士气严重低落。而且,无论是合肥城中的魏军,还是城外的吴军,均被一场疫病折磨着。
  一名偏将忍不住向诸葛恪诉苦:“我军身心疲惫,又有大半患病,死者不计其数!”
  “合肥这样的小城都久攻不下还有什么可狡辩的!再敢多言,立斩不赦!”诸葛恪试图压住这种扰乱军心的声音。
  诸葛恪的独断专行让朱异再也忍不了了,他抱怨道:“当初偏要违众出师,现在不退还等什么?”
  诸葛恪当即夺下朱异的兵权,并把朱异遣送回建邺。其实,诸葛恪的坚持与当年司马懿冒着瓢泼大雨围攻襄平城并没什么不同,但他们二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。
  吴军众将愤愤不平,士气愈加低落。反观魏军,有两件事恰能说明他们誓死一搏的勇气。
  合肥守将张特先后派数人逃出城向毌丘俭传递军情,其中有两人不幸被俘。
  第一个被俘者名叫刘整。
  吴军试图策反刘整:“只要你劝张特投降就饶你性命!”
  刘整破口大骂:“我生是魏国人,死是魏国鬼,要杀就杀!”吴军将刘整处死。
  第二个被俘者名叫郑像,吴军把他拖到合肥城下:“快朝城上喊话,就说魏国援军撤走了。喊了饶你不死!”
  郑像扯开嗓门喊道:“援军马上就要到合肥了,大家再坚持一下!”
  吴军用刀猛戳郑像的嘴,郑像当场毙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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