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 商鞅变法(二)

  秦孝公虽然也属“变法派”,但他是主持人只可公正的裁判,没有辩论权。
  他的右边,依次坐着公孙贾、公子虔、甘龙、杜挚等“反对派”。个个摩拳擦掌、左顾右盼、信心十足,杀气腾腾地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势。
  左边却只有商鞅自己,未免显得人单势孤。
  秦孝公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,他却是神色自若。
  略带微笑,竟不因形势的严峻而有不安。
  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堂兄,官拜太傅,宗室贵族,位高望重。
  按新法,儿孙们将有沦为庶人的危险,仅这一点他就不能接受,听着儿子嬴飞的哭诉更是火冒三丈:
  胡闹!
  让天皇贵胄的后代去跟小兵们抢头争功?
  太掉价了!
  有个一差二错,碧血染黄沙,不能让人忍受。
  于是便与公孙贾等日夜讨论,研究如何击溃“新法”,坚决捍卫老祖宗给留下的风水宝地!
  并决定在发起攻击时,由他首先开炮。
  当然他们不能把发难的理由设定在维护个人利益,而要找一个大题目。
  公子虔先干咳了一声,然后才倚老卖老的教训商鞅:
  “你听说过吗?
  自古圣人不更改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,智者依照历代相传的法令治理国家。
  ‘礼、法’都是古代圣贤制订的。
  你有何德何能?就敢轻易抛弃,另搞一套什么新法?
  年轻人,不要肆意妄为,还是谨慎点儿好!”
  说完,用力吐口痰。
  这哪里是“大辩论”?
  简直就是“大批判”。
  商鞅自有办法迎战,你既然抬出“古”来进攻,我就从“古”上还击:
  “太傅所闻,确是渊博,但不知所见的古代典籍史书有多少?
  历代‘礼、法’确都是当时圣贤制定的,却非沿用至今、一成不变。
  上古伏羲、神农,对人民只教育、不诛杀;
  黄帝、尧、舜则教而后诛之;
  夏启变‘禅让’为‘父子相传’,汤、武革桀、纣之命。
  他们都是今人称颂的圣贤吧?
  既然前代圣贤制定的法令政策已经尽善尽美,为什么后代圣贤却要有所变,用新的来代替呢?
  就同一国来说,周文王尚为殷之臣,周武已代商而王天下。
  虽是父子,然出于不同的时代,能沿用同一‘礼乐’吗?
  现在齐恒、晋文及我穆公,无不依时制礼,国事定法而称霸于诸侯。
  事实证明:
  从来就没有沿用至今的古‘礼、法’可供后人遵循。
  相反,随着世易、时移,‘礼、法’都必须因时而变。
  所以‘三代不同礼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’。
  这些书籍上都明确记载,请太傅回去多读点儿书,看看我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不对。
  至于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,更是在不断的改变。
  否则,您为什么不像上古人那样裸身体茹毛饮血,而是衣锦玉食呢?”
  正在闭目养神的公孙贾大概受到商鞅的启发,而在想像公子虔光着屁股的样子,不禁扑哧笑了。
  公子虔以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败仗,更为尴尬,瞪了商鞅一眼,却没再反驳。
  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,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,接住商鞅的一句话,另行破题:
  “摆事实好嘛,我秦国自穆、康以来,一直是因民而教,不劳而功;
  据法而治,吏习民安。
  事实证明,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,不也挺好吗?
  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‘变法’?
  实乃不明智也!”
  对他就不必太客气:
  “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。
  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,官吏确实可以‘不劳’,却没有‘功’成,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;
  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,民却未必得安宁。
  ‘功’是什么?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!
  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,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:为官者尸位素餐,只求享乐;做吏的巧取豪夺,吮食小民。
  上下因循守旧,举国暮气沉沉,不图进取,随遇而安。
  试观:关东已尽用铁器,遍地沃野;
  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,致使关西大地,千里荒芜,所产之粮,不足半年之食;
  所收之税,不能足官吏俸禄。
  如此,国家能富?兵力能强?
  百十年来,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,反被人夺去西河重地,攻下函谷要塞。
  您还有脸吹什么‘功成’?
  说到‘民安’更令人齿寒,丰年尚衣食不足,啼饥号寒,一遇灾难,饿殍遗路,百姓困于贫穷,铤而走险;
  豪绅邑蓄私兵,争斗不断,请问甘大夫,这就是您所谓的‘民安’?
  世俗人由于惰性,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,只求眼前得过且过;
  所谓‘学者’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,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。
  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、制订‘礼、法’的大事。
  所以,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‘礼、法’,而愚蠢无知的顽冥,只能遵照执行,被礼法所控制!
  坦率的说,甘大夫!
  既然你死抱着‘因民而教、不劳而功、据法而治、吏习民安’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。
  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‘礼、法’所制的愚民,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!”
  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,其实把所有“反对派”都给包括进去,秦孝公听得高兴,不禁叫了一声:
  “好!”
  便问:
  “谁还发言?”
  按预定,该轮到杜挚,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,却又不能缄口无词。
  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,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:
  “大良造言之有据,证明‘礼可更,法可变’也就罢了。
  但臣听说,得不到十倍的效益,就不更换工具;得不到百倍的效益,就不改变方法。
  农、工细事尚且如此,国家的根本大法,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。
  您提倡‘变法’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?请指教不敏。”
  商鞅一笑:
  “汤、武立新而为王,桀、纣循旧而丧国。
  可见,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,您自己计算一下,其利几何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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