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
  那天晚上有人说,鲍天啸绝对不是自作孽想寻死。他自己找上门,向日本人报告刺客线索,举动看似发疯,其中却另有缘故。“他是不是想到日本人那去找靠山?”当时老钱猜测。他敲开每一扇紧闭的房门,压低声音把消息告诉大家。
  此刻公寓中人,好像得了某种自闭症,又好像蝼蚁退缩到洞穴中,不相往来。楼道寂然无声,整幢公寓似乎只有老钱是活人。他照旧按时上楼巡视,咳嗽声大得像个国王。他训斥那些窗栓,在楼梯间咒骂热水瓶,宣布每家每户必须将写有自家门牌号码的热水瓶拿回家,即刻执行。一转身,他又拿扫帚出气,一脚把它踢到墙角。
  即使是日本宪兵,也不得不与老钱妥协,承认他与众不同的地位,依靠他管理这座被占领的公寓。由他负责扫除楼道垃圾,修理不时会出点问题的管道,他成了这块被占领土的主人。他与站岗的宪兵比画手势,他任性地敲敲随便哪家的房门。公寓中有几位先生太太他素来敬畏,认为“有身份”,难得人家跟他说几句,他也都垂着手陪着笑。可凭着新近获得的地位,如今他也能板着面孔拒绝,那个不行这个不能。看到人家愁眉苦脸轻声轻气,他反而要开几个玩笑,声音特意说得响亮,好像如此一来,身份高下就能得以巩固。
  后来,也是老钱最早转变看法,跷起大拇指,一五一十说起来,好像当初他就能识于微时,看重鲍天啸,并与他结交。他是鲍天啸的坚定辩护人,又好像成了他的铁杆戏迷,好像在他眼里,鲍天啸所有举动都意味深长,一招一式都有既定目标。
  即使到那时,关于鲍天啸的动机仍存在争议。反对者说他不过是赌一条烂命,是淹死前胡乱抓根稻草。他们内心深处也许有点不安,当初他们逼迫他,弄得他只好去找日本人。但就算他们隐约感到愧疚,也不会自己站出来扛下罪名。不管怎么样,鲍天啸确实偷吃了人家的东西。生死一线间,一小片面包、半碗米饭都性命攸关。怎么能说他们先前做得不对呢?
  封锁第三天,人都饿昏了头。近来,日本宪兵队频繁出动封锁,但此前从未动过食物的脑筋。封锁把公寓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监牢,而断绝粮食就像是再加上另一层牢笼。饥饿使人彼此隔绝,成了孤魂野鬼,每个人都躲在家中,躺在床上,坐在角落。
  鲍天啸却忽然活跃起来,神神秘秘放出消息,说他有办法弄到吃的。现金交易,一袋米五百块。一瓶美国进口牛肉精,五百。一罐福牌乐口福,三百。在战前,这两三袋米的钱就能买一辆小汽车。有人咋舌,可是也有人出得起。再说,你也要替人家想想,宪兵队封锁下组织黑市交易,抓到会被枪毙。
  说实话,我听说价钱这么贵,也是吃了一惊,没收的粮食堆在工具间,林少佐把钥匙给了我。我有一大堆食物,我的脑袋也还正常,我还能像正常人那样判断一样东西能值多少钱。
  那桩买卖,细节无从查考,大概是鲍天啸收了钱,但没有按照约定给货。可能给了一部分,后来突然断货。我想他一开始不过是想从中腾挪,希望用后账补前账的办法来应付。他没钱,他又是个天吃星下凡,在这种情形下,谁会不拿过手的粮食先填饱自己肚子呢?他可能觉得,哪天封锁解除了,事情不就结束了么?一旦云开日出,别人也不会太为难他吧。但他亏出个大窟窿,腾挪不开了。于是,有人闹起来。
  蒋存仁领头,他是房东。公寓真正的业主是一个英国洋行老板。一年前回国,离开前把公寓名义上转让给蒋存仁。私底下再另做一份协议,约定哪天他回来,有权无条件收回公寓。
  审讯鲍天啸的那天晚上,我回到自己房间。我住302室,除了震碎几扇窗,炸裂一堵墙,一只热水瓶和两盘瓜子翻倒在地上,爆炸没有对这个房间造成更大影响。但爆炸给我个人生活带来一个需要好好斟酌的难题。爆炸之前,我只是追随丁先生,为他工作。爆炸过后,我却成了个如假包换的汉奸,给日本人做事。汉奸这两个字,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当成一句玩笑话。
  要不是蒋存仁,我宁可在隔壁混到半夜睡觉时再回来。因为还能开火做饭,如今301室有一种诡异的家庭气氛,好像在刻意上演某一部角色错位的喜剧,一群惯于打家劫舍的强盗围坐饭桌,说着些家长里短。外面有更狠的日本宪兵,他们只得轻声细语。
  甚至连女人都不缺,杨家媳妇来帮厨,要把一切都收拾妥当,她才能带点剩饭剩菜回家。假如来个外人,可能误以为小周才是她男人。
  是门房老钱替蒋存仁上楼传话,说他想来见我。他在担心什么呢?我虚掩着房门,他像个老乌龟慌了神,从门缝里先伸进来一只脑袋,又缩回去,然后悄无声息进了门。
  他惊魂未定,呼哧呼哧喘气,多半觉得刚刚那几步路是冒了大险。
  “你们好大胆子,敢做这种事情。”
  我索性吓唬他。
  “都怪鲍天啸这个王八蛋。马先生,你要出来讲一句公道话。”
  我忽然明白他是来威胁我的。在这出戏中,他会是主角。他手上有好几副牌呢,他可以花钱买通我,也随时可以翻脸。这是老一套,好多年不用了,但现在仍可以信手拈来。
  我恰到好处地笑了笑,点上一根香烟,装得没有看见他正热心地盯视着桌上那杯乐口福。
  “老蒋,你太不小心了。”我板起脸教训他,“做人要老老实实,不要投机取巧。你的花样太多了,在日本人背后你也敢瞎胡搞。你是有案底的。”
  他的手停在口袋里抽不出来了,我好奇那里头有什么。小纸片?金条?或者他其实就是想掏一包香烟?
  “你的情况,特工总部是很清楚的,宪兵队也不会不晓得。民国二十四年,你在南市搞了一个抵制日货协会,查抄了很多日本商品。租界里所有抗日分子,我们都摸了底,你是记录在案的。”
  他激动起来:“啊呀,马先生,那时候谁知道他们会打进来?那时候谁不喊两句抗日口号?丁先生也是反对日本的,马先生你不也是反对日本的么?”
  “但你是明星,你振臂一呼,别人就跟在你身后。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呢,你站在查封的商号仓库门前,手上还高举着一面小旗子。你们理直气壮,政府也拿你们没有办法。委员长自己是打算低调一些,先把国内的建设搞好。可是你们吵着要抗日。所以没有办法,只好听你们的。”
  “怎么——马先生,你实在是高看我了呀,马先生,马先生!你这么说,我只能跟你说实话。查封日货,那都是骗骗洋人头,我们那都是看那些囤卖日本货的商人赚了大钱,气不过么。”
  “你们?是你自己吧?拿国家大事作幌子,煽动民众,实际牟取私利。就是你这样的人,把委员长逼上梁山,不惜与日本一战,把汪先生拖下水的也是你这样的人。”
  你自己也不过是个汉奸,我忽然觉得好笑,你是想拉他来垫背么?玩弄这个小人物,翻他的底牌,揭露他,让他自惭形秽,好让自己心安理得?
  南京撤退时,特工总部包下那艘“建国”轮,把多年积累的情报档案全都搬到汉口。一年以后,这批档案又从汉口黄陂路平汉铁路党部二楼搬到重庆川东师范。啊,我还忘记了一段呢,刚刚到重庆那会儿,全都乱了套,应该先是在储奇门药材公会吧?房间分不过来,大家都挤作一堆,一扇门上挂七八个牌子。在汉口时,所有人都往外跑,去铁路饭店,那里有女人,也有牌局。那可真是醉生梦死。也不能怪这些人,国共合作,全民抗战了,大家都找不到工作目标,连单位都要让人家拆了。档案箱子破了没人管,全都堆在院子里,碰到下雨天,成箱成箱泡烂。很多档案就此丢失,找不到了。有些事情也遗忘了,没人记得。可我还记得一些事情,能够记得的东西,你都能记住,对么?
  蒋存仁,一住进甜蜜公寓,我就想起来了。民国二十五年,嗯,我要提醒自己,如果是给林少佐编情报,要写成昭和十一年。好吧,夸大事实没有必要。丁先生要我对公寓所有住户做一个简单调查,安全考虑。门房老钱告诉我二房东蒋先生从前做过抵制日货协会会长。因此一切都想起来了。蒋存仁,一度改名叫蒋国仇,后来又改回来。他在使用蒋国仇那个名字的一年多时间里,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他摇着一面小旗,在街上呐喊。他吓坏了租界里那些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,日本货被没收公卖了,再也没有人敢跟日本人做买卖了。日本政府威胁南京,南京发布禁令,不准取缔日货,协会关门,蒋国仇改回原名。
  但是他不知从哪里发了一大笔财,开了一家银行,租界里从此多了一位新贵人。没人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,风传他把拍卖日货所得侵吞私用。但是在上海,只要你有钱,没人能拿你怎么样。
  我不打算把他那段历史告诉日本人,我只想让他闭嘴。因为偷偷把食物卖给鲍天啸的人是丁鲁。把工具间钥匙交给丁鲁,让他从那取走宪兵队没收的粮食的人,你们觉得还能有谁?“每次只拿一点”,“从下面拿,上面照样堆起来,把中间挖空”,“每次拿多少都要告诉我”。我一边给丁鲁定下七八条规矩,一边怀疑他会不会照办。
  我问蒋存仁,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,是真想跑到日本人面前去告状么?他们真觉得日本人会主持公道么?
  不,他说,他们只是吓唬吓唬鲍天啸。谁知道他真害怕了,自己先去招惹日本人。难道抢先一步告状,他自己就能脱罪了?难道东西不是他自己卖给大家的?他们手上可是有证据的,人证物证都有,有他亲笔写下的欠条呢。他要敢在日本人面前胡说八道,大家商量好了,所有人一起咬他,咬死他,就说是他偷偷把粮食运进公寓,他一定有一条秘密通道,谁知道呢,也许英国人当年造这座公寓的时候修过地下通道呢。民国二十年闸北打仗,天上扔炸弹,后来新建房屋,很多都修了地下室。也可能下水道——
  我觉得很有趣,把人关起来,想象力倒丰富了,鲍天啸竟然成了个神秘人物。
  “地道?”我惊讶地说。
  “要不然那些东西怎么弄进来?”
  “他为什么要偷偷把粮食运进来卖呢?”
  “就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么!鲍天啸本事大得很呢,告诉你马先生,我可不想害人家。你自己知道就行了,千万不能跟日本人说。鲍天啸鬼得很呢,常有陌生人来找他,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人,我不是说那些舞女。有一趟他不在家,对面济世药房的跑街把一包药粉放在门房老钱那,让转交给鲍天啸,老钱随手放在桌上,药房先生急叫起来,说这东西不能碰水,一碰水要爆炸。”
  我警惕地看着他,讲故事要适可而止,有些故事会要人命。
  “他常去愚园路头上那家无线电行呢。听老钱说,他会摆弄那些东西,自己在家装无线电呢。你说马先生,他会不会有一个电台?”
  “电台?”
  我越发惊讶了。
  “要不然他怎么跟外头联系呢?做买卖要通消息呀。”
  “蒋先生,”我不得不严肃地说,“你一定是小说书看多了,有些话瞎讲起来,弄不好是要杀头的。”
  “是是,马先生,鲍天啸是写小说的,他们写小说的人是有点神神秘秘。有时候做事情在平常人看起来,就像小说一样。”
  “你刚刚说,鲍天啸那里常有女人?”
  “这个事情,你要问老钱。他坐在门房间,公寓里哪一个门洞出什么花样,没有他不晓得的。”
  “你们是嫌这里不够乱吧?这点小事情,要闹到日本人那里,要闹到杀几个人你们才安宁?”
  “就是想请马先生从中斡旋,叫鲍天啸这只赤佬不要再惹事了。”
  “林少佐审讯鲍天啸,我也不在场。那件事情不晓得他有没有对日本人说。不过林少佐后来也问过我,好像他们在说一个女人的情况,你们回去想想看,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抓到刺客,你们都要把脑子放在这件事情上,仔细想想爆炸那天公寓有什么反常事情。至于你们之间那点小事情,最好就此闭嘴,鲍天啸那边,我会警告他。”
  如今回想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决定不把实际情况透露给蒋存仁。鲍天啸去找日本人,根本不是要把私下买卖粮食交代出来。会这么做的人一定是笨蛋。鲍天啸当然不是笨蛋。蒋存仁却以为鲍天啸是要“抢跑道”,在日本人那里占住先机,说不定反咬一口,说他们自己偷偷做买卖,到那时他们再说什么日本人都不会相信,可能会觉得他们出于报复,攀诬上鲍天啸。
  但鲍天啸此举,我当时确实解不透。说实话现在也没有完全想通。人到发急了,是可能往绝路上找生机。谁让老蒋他们那么逼他呢?也许他觉得,如果日本人听信他的话,解除封锁,公寓居民总不见得不顾这大恩大德,仍旧要跟他算账吧?又或者日本人没有解除封锁,单单以他重要目击证人的身份,在宪兵队保护下,公寓居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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