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
  第二章
  “洪宪皇帝”终于死了!“起病六君子,送命二陈汤”——四川督军陈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,说“项城自绝于川,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。自今日始,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。”袁世凯当时昏厥,因为陈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贞可恃的心腹。接着,陕西督军陈树藩、湖南督军汤芗铭,先后宣告独立,袁世凯活活气死、悔死了。
  袁世凯临死,找来四个“托派”的“顾命大臣”,第一个是段祺瑞,第二个是王士珍,“北洋三杰”中的一虎一龙;第三个是他的表弟张镇芳,第四个才是徐世昌。论资格当然是徐世昌最老,所以袁世凯一死如何善其后,由他来主持会议。
  估量当前的情势,北方的实权在段祺瑞手里,他要一当了总统,自己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徐世昌决定首要之着,是把段祺瑞压住了再作道理。
  于是想到现成有个人可以利用,便是住在光绪被幽禁之地瀛台的黎元洪,主张照约法推黎副总统继任总统。但他也不敢公然开罪于段祺瑞,因而紧接着又加了一句:“这是我个人的意见。究竟该怎么办,要问段总理的高见。”
  自袁世凯病重,段祺瑞就在考虑袁死以后的局面。论北洋这个“团体”中的实力,他自觉足够继承领导权,也就是继承袁死以后的地位。但江南的冯国璋志不在小,正在亲自联络长江各省的督军,不知有什么花样变出来;西南方不服北洋领导,更是彰明较著的事。如今要坐上总统这个位子,不会太困难,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凯“即位”那样,火烧两股,坐不安稳,一跤摔下来,岂非一世英名,付之流水。
  如此一直踌躇不定,找幕僚商量,亦无定论。而到了此刻,却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。
  左思右想,觉得至少仍可保持总理的位子,也就是仍旧将实权握在手里,不愁以后没有机会,是个比较聪明的做法。
  于是他点点头说:“我没有意见。相国的意见,就是我的意见。”
  大局一言而决,却非一言而定,刚刚接任便发生了新旧约法之争。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全国的通告,说“袁大总统于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,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,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”。所依据的是民国三年由袁世凯“炮制”,而为革命党所反对的新约法。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,却说“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,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”,这话虽跟国务院的通告矛盾,其实不错,错在后面一句话:“并誓于代大总统职权之时,确守国宪。”
  黎元洪的副总统是民国二年十月,照旧约法选出来的,任期六年,应该到民国八年十月为止。袁大总统一死,黎副总统依法继任,也就是俗语所说的“扶正”,任期不变,仍到民国八年十月。现在说“代行”,变成以新约法为依据了。而依新约法,大总统缺位,由副总统“代行”职权,但只得三年,便须另选新总统。
  新约法中规定,继任总统的候选人,由现任总统神秘开列名单,一共三个人,藏入“金匮石室”,锁是特制的,有三柄钥匙,由总统、副总统、参议院长各执一柄,须要两柄钥匙配合,才能开锁取出名单,由国会议员在推荐的三人中选出一人继任大总统。
  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储,书皇子姓名,藏入铁盒,置于乾清宫“正大光明”匾额后面的办法。据说袁世凯最先开列的名单是黎元洪、袁克定、徐世昌;到得西南起兵讨袁,得病自知不起,曾派人悄悄打开“金匮石室”,名单改为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徐世昌。改了也无用,袁世凯是如此下场,根本就没有资格推荐继任人选,谁会去照他的办法推选大总统?
  因此,黎元洪的前后矛盾,等于自毁立场,一上来就引起了争议。在南京的冯国璋,亦主张恢复旧约法,重开国会,目的是要推翻“政由宁氏,祭则寡人”,由黎元洪居虚名、段祺瑞掌实权的北方政局。此外,冯国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,以团结北洋军阀为宗旨的南京会议,一变而为由张勋主持,以造成西南与北方之间的第三势力为主的徐州会议,缔结了直隶、河南、山西、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七省同盟,议定解决时局纲要十条。头一条就是:“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。”
  好消息相继传入“大内”。第一个好消息是袁世凯去世。那天是端午深夜,也就是阴历五月初六凌晨三点钟,“西南好风”飘来一阵阵哭声,知道是在为袁世凯举哀,刚刚起床的太监,奔走相告,喜逐颜开。宫里将五短身材的袁世凯,说成是“癞蛤蟆成精”,道是“癞蛤蟆难过端午节”,果然应验了。
  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徐州会议的决定。陈宝琛尤其满意,他是主张暂时维持现状,以待“圣德日进”,徐图“中兴”。当王壬秋为他的得意弟子杨度邀约进京来捧帝制的场时,王壬秋疯疯癫癫,既似拥袁,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宁王宸濠门下,佯狂自污一般,一面故意误认“新华门”为“新莽门”,一面又作了一副谐联,谩骂共和制度,叫作“民犹此也,国犹此也,何分南北;总而言之,统而言之,不是东西”!陈宝琛将这副对联说给溥仪听时,还加了个横额:“旁观者清”,用成语而双关,正表明了他的主张,随民国的南北纷争,采取袖手旁观,不介入纠纷,长保优待条件,最为明智。
  现在徐州会议的决定,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,因而对徐州会议的策动者张勋,也有了好感。
  “虽然是民国,张勋跟他的兵,都留着辫子。袁世凯于民国二年,扑灭‘二次革命’,就亏得辫子兵攻进南京,才能成功。”陈宝琛又说,“隆裕太后大丧,张勋发了通电,说‘凡我民国官吏,莫非大清臣民’,总算很难得的。”
  “照这么说,他是忠臣?”溥仪问说。
  “是。”陈宝琛肯定地回答,“确是忠臣。”
  “是忠臣,我几时看看他,长得什么样子?”
  “他在徐州,不便召他来。臣可以找张照片给皇上看。”
  另外还有个师傅梁鼎芬,对于张勋亦颇感兴趣,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个人居间,做一番拉拢的工作,无奈迎新送旧,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,只得暂且搁下不提。
  迎新是迎黎元洪;送旧是送头戴平天冠,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凯。
  六月二十三日,黎大总统派内阁总理代表致祭,前一天并发表明令,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办“袁林”工程。皇帝的墓园称为“陵”,用谐音的“林”,是为了安慰死者。
  六月二十八日,由中南海居仁堂启灵:是三十二个人抬那口柏木棺。黎大总统等在新华门口,灵柩经过一鞠躬,出了新华门,舁夫增至八十人,全体阁员、清室代表溥伦,步行执绋。到东安门,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国公使,直到前门车站。“导子”的顺序是特别挑选过可以担任仪队的军警;中西乐队;骑兵护送的礼轿;袁世凯生前所骑的一匹枣骝马;六十四名和尚,三十二名喇嘛,手执法器,一路念经;灵轿,除了袁世凯的大照片以外,还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勋章;披麻戴孝的儿孙;长长的一串白布小轿,不时传出嘤嘤哀哭之声;最后是执绋的队伍。这个“民国皇帝”的大出丧,着实热闹,老百姓倾巷来观,不消说得。
  到得前门车站,在一百零一响的礼炮声中,灵车南下,伴灵的除了袁氏家属以外,还有徐世昌、治丧委员曹汝霖及黎大总统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蒋作宾。当然,张镇芳、雷震春、袁乃宽之类的心腹,也是少不了的。
  一路南下,逢站必停,以便接受路祭,因此走了一天一夜,始到彰德。在袁世凯“洹上归隐”的“养寿园”中停灵设祭,这时北洋系统的督军,纷纷到达,举行“团体”公祭,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。
  “项城是去世了,北洋团体不可分散。”徐世昌就在灵前召集会议,以主席的身份发言,“帝制时期,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现象,大足以使亲痛仇快。项城临终前几天,跟仲仁最亲密,有许多心事吐露。我想请仲仁来追述遗言,当着项城灵前,大家作一番自省,以慰在天之灵。诸位看如何?”
  当然不会有人反对。于是即刻派人到里面,将在袁世凯书房中整理遗稿的张一麟请了来,由徐世昌说了缘由,请他讲话。
  张一麟自不免为难,因为袁世凯临终前批评了许多人,大半在座,如果照实直言,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。于是很仔细想了一会儿,觉得有段话可以说。
  “项城在取消帝制期间,有时候一天要找我三次,其实也没有什么事,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怕见项城,他实在无聊不过,只好找我去聊天。”张一麟接着又说,“项城有一天跟我说:‘梁燕孙本来不赞成帝制,后来劝我,决不可取消。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。’”
  这话令人颇感意外。先劝进,后来又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人很多;先反对,后来又不主张取消的,恐怕只有梁士诒一个人。他是为了什么?
  “燕孙跟项城说:如果取消帝制,那么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,自然大为失望,左右解体,请问何来最后共事的人?项城颇以此为然,否则,取消帝制的申令,早就下了。”
  “由此可见,项城始终是为‘团体’着想,亦可说是为大家的利益牺牲了。”徐世昌接着张一麟的话说,“这一点,我希望在座同人,格外要记住。”
  “我还有句话,可以报告各位,项城自始至终,都说大局闹到如此不可收拾,都是他自己不好,从没有怪过任何人。”说完,张一麟站起身来,悄然退席。
  “各位刚才都听见仲仁的话了。”徐世昌说,“项城自任其咎,不愿归过于哪一个人,亦无非是说全由北洋支配。现在项城虽已含恨以终,北洋的实力仍在,咱们今天要研究的是,如何保持政权于不坠?眼前是段芝泉当政,不过大问题不解决,终有后患。”
  所谓“大问题”即是大总统这个位子,现在是由黎元洪占着,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,总要将这个大位,抓在自己手里,才无后患。徐世昌的言外之意,是很明显的。
  “眼前是不要紧。”倪嗣冲说,“徐又铮当芝老的秘书长,一定吃得住‘黎菩萨’。如今只谈后年的问题好了。”
  “后年什么问题?”湖北督军王占元问。
  “咦!后年不就是黎菩萨的任期到了吗?”
  “噢,你是说改选大总统的问题。”王占元说,“只有一个办法,请老师当大总统,仍旧是芝老的国务总理。”
  “老师”是指徐世昌,他所希望的就是这句话,正想以退为进地谦虚几句,就此做成一个协议。不道“半路里杀出程咬金”,张勋甩着辫子,大摇其头。
  “也不见得只有一个办法。”他说,“项城本来不是要奉还大政吗?咱们该照项城的意思去做,让他死得瞑目。”
  徐世昌非常见机,急忙接口:“绍轩的话,深获我心。这是解决时局、保全团体利益的上策。”
  所谓“保全团体利益”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盘,一旦复辟,就算是“君主立宪”,亦可裁抑国会的势力,保住地盘,更为方便,因而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。
  “众议佥同,方针是有了。”倪嗣冲提议,“这件事当然请老师领袖群伦;实际筹备工作,我想绍轩是义不容辞的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除了绍轩,没有第二个人。”山东督军张怀芝说,“请绍轩说吧,什么时候再聚会?”
  “等我好好筹划一下,不会拖太久。有了结果,我请大家再到徐州来玩几天。”
  又有人主张,在外交方面,主要的是日本,应该先取得联络。这一工作,割据各地的督军,是无法进行的,当然要由徐世昌来主持。
  于是复辟活动,分成两个中心,一个在徐州,一个在天津。在徐州的张勋,正在筹备召集第二次会议时,直隶省长朱家宝派人陪了一个日本浪人木泽畅,来看张勋,带来了一个复辟的机会:宗社党的军事行动开始了。
  宗社党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小恭王溥伟,实际上是肃亲王善耆。宣统初元,他当民政部尚书时,聘请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顾问;清帝退位,善耆由于川岛的安排,全家迁居大连,仍称肃王府。川岛在王府中的权力很大,因为他是宗社党的灵魂。善耆也刻意笼络,将一个小女儿过继给川岛,改了姓也改了名字,叫作川岛芳子。
  但是,善耆不知道川岛浪速是在利用宗社党。原来民国肇建,川岛向日本军部献了一计,名为“支那分割策”,又名“满蒙分离策”,顾名思义,便可想象得到,目的是搞满蒙独立。计划是由善耆联络蒙古科尔沁亲王巴林,合建满蒙王国,日本方面供给枪械、军饷,供他们“打天下”。
  此策为日本军部所接纳,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亦表支持,但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不赞成,及时阻止,使得宗社党遭受了一次打击。不过川岛浪速并没有死心。
  到得袁世凯称帝,日本军阀及外务省以“倒袁”作号召,旧事重提,大规模进行“满蒙分离策”,由陆军省次官田中义一,关东军参谋长福田雅太郎、参谋小矶国昭,主持其事。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进跟川岛去联络。川岛手下有三个列入“预备役”的军人,亦是浪人,名叫青柳胜敏、木泽畅、入江种矩,分头活动。青柳带着善耆的第七子宪奎,入内蒙古去联络一个大土匪巴布扎布;木泽则经由天津驻屯军的介绍,辗转来跟张勋接头。
  木泽告诉张勋说,巴布扎布的骑兵四千多人,已在青柳胜敏指挥之下,于七月一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根据地向洮南进击。等巴布扎布打到张家口时,雷震春和朱家宝会策动当地的军队接应,希望张勋和倪嗣冲,带兵北上,借口保卫京师,一举完成复辟大业。
  张勋欣然同意,但有个问题,必须先澄清:日本方面有什么实质上的援助?
  木泽的答复是,需要的枪械、子弹,日本无条件供给。同时他也证实了一个传说: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,确是借了一百万日元给善耆,条件是将来取得东三省的森林采伐权。张勋听得怦然心动,决定将来带兵北上时,也要找个借口,向日本,不论政府还是财阀,大大地借他一笔款子。
  张勋于是一面暗中调兵,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进展。到了八月十三日,巴布扎布已过长春,将进入公主岭之南的郭家店时,在它西面数十里的郑家屯,突然发生了日军与当地中国守备部队武装冲突的纠纷。
  这一件纠纷起于一个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,为买鱼发生争执。东三省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名士兵,心抱不平,发生冲突。吉本吃了点亏,跑到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诉。派出所巡查河濑松太郎,带了吉本到团部去交涉,不得要领,怏怏离去,旋又重来,这一回带了二十几个日本兵来。
  正在大肆喧嚷时,日本兵上前缴一名中国士兵的械,争夺之间,手枪走火。日本兵随即开枪,团部中有十余官兵,立即还击。一场混战,中国方面死了四个人,负伤数人,日本方面伤亡较重,当场死了七个,包括河濑在内,后来又死了五个。
  出事以后,辽源县知事马上赶到日本军营,表示慰问,同时请骑兵团约束部下,勿使事态扩大。但日军则蓄意借故挑衅,在要求中国军队撤退至辽源城外三十里,并已获得同意以后,犹复调集八面城、公主岭、铁岭的步兵、骑兵共一千五百人,占领了辽源镇守使署及中国军队的营房。接着张贴告示:“由郑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两侧三十华里以内,禁止中国人进入。”
  这是一种掩护巴布扎布的行动。原来巴布扎布出师不利,遭遇到奉军猛烈的迎击,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南下。日军借“郑家屯事件”制造紧张局势,目的在于使奉军要应付眼前的危机,放松巴布扎布;同时又为巴布扎布设了一条“安全走廊”,一进入郭家店,连接四平街、郑家屯,便是在日军保护之下了。
  当巴布扎布出动的消息传入溥仪读书的毓庆宫时,师傅们一个个面有喜色,但很快地,脸色又都阴沉了。在徐州也是一样,张勋跟倪嗣冲函电交驰,预备起兵接应,到得“郑家屯事件”发生,真相毕露,知道木泽来谈的计划,已化为泡影。
  接着,段祺瑞的亲信、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,秘密南下来看张勋,见面第一句话是:“巴布扎布完了。绍轩,你还不召集第二次会议吗?”
  张勋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,便先试探着问:“芝老是怎么个意思?”
  “你问的是哪方面?”
  “自然是复辟。”
  “这一点,芝老也是清室旧臣,没有不赞成的道理。不过复辟先要把障碍扫除,似乎为时尚早。”
  “你说的障碍是什么?民党?”
  “民党还不是最大的障碍,最大的障碍是民主。有了民主,自然不要君主;若要君主,首先要打倒民主。此是不易之理。”
  最后两句话将张勋搞糊涂了,君主只有一个,当今的宣统皇帝;民主则“四万万同胞”都是主人,如何去打倒?
  “又铮,你老实告诉我,民主在哪里,怎么去打倒?”
  “民主在国会——”
  “我懂了!”张勋恍然大悟,“民主在国会,打倒国会议员,就是打倒民主!”
  徐树铮之极力煽动张勋反对国会,当然是因为国会与段系发生了权力冲突的缘故。本来袁死黎继所引起的新旧约法力争,而终于由段祺瑞让步,同意恢复中山先生所全力维护的民主约法。虽说由于林长民、张国淦这些旧进步党人的调停,而主要的关键,还在旧约法对段系有利,因为由袁世凯授意而订的民主新约法,权力集中于大总统,是独裁制,而旧约法为责任内阁制。如果段祺瑞坚持新约法,变成自我削权,岂非傻事?
  但旧约法名为责任内阁制,实际上三权分立、相互制衡,也就是由总统、内阁、国会分享政权。徐树铮当然懂这个道理,却不愿承认,用“责任内阁制”这个借口,独断独行,因而引起府院不和。
  不和的原因,亦不尽由于权力之争,还有意气在内。徐树铮恃才傲物,以至于无礼。段祺瑞是很少去见黎元洪的,只见徐树铮的汽车,经常出入公府,但不是徐树铮以国务院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报告政务,而是抱着一堆公文,请大总统去用印。
  “怎么派这个人去当省长?”黎元洪有时候会问这么一声。
  徐树铮冷冷地答一句:“阁议通过的。”
  如果问的是:“这道命令是怎么个来龙去脉?”
  徐树铮常是不耐烦地说:“大总统别多问了!只管用印就是。”
  “黎菩萨”到底不是泥菩萨,像这样的态度,也会觉得愤懑难平。公府秘书长张国淦自觉“护主无方”,坚决求去。继任的是旧进步党改投国民党,属于“韬园系”的丁世峄。
  此人性情刚正,徐树铮算是遇见对头了。到职未几,他便拟就一个“府院办事手续”草案,提交阁议。前面理由部分,不客气地指斥段祺瑞与徐树铮,说:“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,会议以后无报告,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,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。国务总理恒匝月不一晤总统,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,有所询则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。大总统无见无闻,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。”
  在办法中,规定总统可以出席发表意见,但不参加表决。对于用人,总统不同意可以拒绝用印。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。开国务会议,事前应呈议程,事后应送记录。段祺瑞觉得这个草案,如交阁议,等于自掴其颊;不交阁议,径自承认,却又于心不甘。于是由袁世凯一脉心传的“政治病”发作了,请假不视事,专车回天津去观变。
  这一着吓不倒黎元洪,更吓不倒丁世峄。既谓之责任内阁,政务废弛,责任即在国务总理;而况按照约法规定,总统有权指定阁员摄阁。因此只有出诸调停之一途。由徐世昌、王士珍分头疏导,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。丁世峄为黎元洪争回了不少权力。
  一波方平,一波又起。这回是内阁内讧。两对手方,一个是内务总长孙洪伊,另一个不消说得,是专擅跋扈、不畏清议的徐树铮。
  事起于驻粤的护国军李烈钧部,与代理广东督军龙济光的队伍,为了防区发生冲突,段祺瑞下令两军停战,并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。
  哪知阁议中有发言权的阁员尚无表示,没有发言权的徐秘书长却一马当先,主张电令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江西四省出兵,围剿李烈钧的部队。内务总长孙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见,认为以调解为宜。大家都赞成他的办法,围剿之议根本不成立。
  哪知徐树铮居然自作主张,发了围剿李部的命令。不多几天,争端平息,李烈钧将他所统率的滇军,交给师长张开儒、方声涛,只身离粤;而四省接到围剿的命令,要求发枪、发饷的复电也到了国务院。孙洪伊很不客气地指责徐树铮:“简直荒唐!”两人就此结下了“梁子”。
  其实国会正在开议,通过了一个查办福建省省长胡瑞霖的议案,咨请国务院照案执行。这是内务部的职权,如何处理,以及如何答复国会,孙洪伊责有攸归。不道徐树铮老毛病发作,擅自做了处理。孙洪伊大为恼怒,写了封信给段祺瑞,“摔纱帽”不干了。
  见此光景,段祺瑞想护短亦办不到,便请内务部次长许世英做和事佬,议定对国会质问的答复,由主管部起草,院会须经阁议通过,秘书长不得擅改,并应由主管部总长副署。孙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,才肯复职。这是徐、孙交恶的第二回合,徐树铮落了下风。
  紧接着是第三回合。内务部裁员,一群被裁人员,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职条件,向平政院提出诉讼。平政院是新约法下的产物,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复旧约法,应该撤销平政院,而居然听其存在;黎元洪亦不作声,因为平政院长周树模是湖北人,前清翰林出身,不便敲了他的饭碗。再说多这么一个衙门,安插同乡也方便些,何苦要去取消它?
  平政院当然也有人知道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,本身并站不住,所以平时不愿多事。但既有人找上门来,不能不管,所以给了孙洪伊一道公文,限期五日,提出答辩。孙洪伊冷笑一声:“简直就是‘养媳妇做媒’,自己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,就敢管人的闲事了?”将平政院的公事批了个“阅”字,置之不理。
  他没有想到,那个“养媳妇”有人撑腰,居然就敢“管闲事”,而且是硬出头。缺席裁判内务部败诉,所有裁员命令,一概无效,由院呈请大总统下令执行。
  孙洪伊大为光火,驳斥平政院非民主约法所规定的公务机构,根本无由受理行政诉讼,打算呈请大总统将此移付国会解决。这一来纠纷闹大了,如果移付国会解决,结果是可想而知,会作成一个凡非民主约法规定的机关皆属非法组织,应咨请国务院限期裁撤的决议。
  对于国会议员中反北洋反段势力的膨胀,徐树铮早就感受到了威胁,所以除了拉拢原就预备跟北洋合作而为进步党化身的研究系要角,如梁启超、汤化龙、林长民等人以外,更想以“团体利益”为名,将“有兵斯有土,有土斯有财”的各省督军,组成实力派的集团,接受段祺瑞的指导,内以巩固本身,外以钳制国会。但他知道张勋连袁世凯都不甚买账,何甘俯首听段祺瑞的号令?所以名义上的领袖,必须归之于辫帅,至于将来的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,见机行事,自有把握。
  偏偏国会议员也不争气,大小派系林立,议论庞杂,莫衷一是,令人厌烦。加以唯利是图,开出口来便知意向所在,亦让人很看不起。因此,张勋在九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二次徐州会议,论复辟,意见不尽相同;谈反对国会议员,却是众议佥同。
  “他娘的,国会议员!”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右手拇指、食指,虚虚圈起一个圆形,摇晃着说,“他是议员,俺有银元;拿俺的银元,砸死他娘的国会议员!”
  “快人快语!”徐树铮鼓掌笑道,“快人快语!”
  对付国会议员的策略,就此产生,用银元去砸;如果不倒,用更有效的办法去“摆平”。
  当然,主要的议题是复辟。在原则上,没有一个人会公然反对,因为反对复辟,若非表示赞成共和,便是阻碍清帝复位。在座的人,谁没有做过清朝的官?以清朝官员反对清朝皇帝,不成了叛逆了吗?
  但何时复辟,却有不同的意见。奇怪的是最热心复辟的还不是张勋,而是倪嗣冲主张立即展开行动。
  “急可不能急。”张勋说道,“时机好像还没有到——”
  “绍轩,你错了!”倪嗣冲说,“时机是早就到了。项城刚去世的时候,大家对帝制其实并不反对,打铁趁热,一举推皇上复位,生米煮成熟饭,至今最多对西南出兵而已。现在国会一恢复,黄陂代理总统,要取消已成之局,比三个月前已难得多。不过,徐相国跟芝老都赞成复辟,趁国会根基不稳,事犹可为,再晚可真是不行了。”
  听他说得振振有词,没有人能驳得倒他。只有徐树铮,另辟蹊径,想到有个理由可以拦他的兴头。
  “复辟不办则已,一办非成不可。如今最大的关键是外交承认的问题。”徐树铮紧接着说,“项城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,登极那天,只有伦贝子以清朝大使的资格入贺,连几十年的老朋友、英国公使朱尔典都不捧场。当时我心里就在想:项城危矣!前车不远,这个覆辙决不能蹈。”
  “英国没有太大的关系。”倪嗣冲说,“只要日本谈好了就行了。”
  “可是要去谈啊!”张勋接口。
  这样,复辟实行的时机问题,也谈出了一个结论:先向日本方面试探,如果反应良好,再进一步讨论实行的步骤。至于派谁向日本方面试探,当然是政府的事。徐树铮即席表示,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报告,挑选适当的人到东京去活动。
  最后还有一个徐树铮很热心的议题,以这次出席的苏、皖、赣、鄂、直、鲁、奉、吉、黑、闽等十三省的军民长官为基干,组织省区联合会,结成利害一致、休戚相关的同盟。这个提议,没有人反对,但结盟必有盟主,无形中成为十三省的领袖,说起来也是很过瘾的一件事,所以跃跃欲试者,大有人在。
  要论资格,自然是冯国璋第一,其次才是张勋。此外有心问鼎领袖一席的,尽管跃跃欲试,多想一想,亦就会知难而退,由想“坐轿子”退而甘为“轿夫”,王占元就是,他拥护冯国璋为盟主。
  冯国璋的亲信是江西督军李纯,他比王占元有头脑,悄悄劝王占元不必起劲。因为冯国璋跟广西的陆荣廷有默契,彼此划疆而守,陆荣廷保住两广,冯国璋控制长江上下游的湖北、江西、江苏三省,不必他求。如果冯国璋成为十三省结盟的头脑,在表面上与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,足以妨害他跟陆荣廷之间的良好关系。
  这一点,徐树铮亦早就看穿了,成竹在胸,只需稍作个别的说服工作,很顺利地将张勋捧了出来,成为省区联合会的召集人——有人管这个组织叫“督军团”,名称比省区联合会来得响亮,很快地流行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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