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厨 第377节

  宋英宗亲自干预:“如李清臣者,公议皆谓可用,顾以亲抑之可乎?”
  既而诏举馆阁,欧阳修荐之,称其才不亚苏轼,得集贤校理。
  这次考试,是赵顼登极第一次制科,李清臣就是大家最看好的对象。
  策问是由司马光出题,大学士拟了一道:
  “今之论者或曰:天地与人,了不相关。
  薄食、震摇,皆有常数,不足畏忌。
  祖宗之法,未必尽善,可革则革,不足循守。
  庸人之情,喜因循而惮改为,可以乐成,难以虑始,纷纭之议,不足听采。
  意者古今异宜,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?
  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,非常人所能知,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?
  愿闻所以辨之。”
  三不足!天命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!
  首先提出的不是改革派王安石,而是保守党领袖司马光!这是他给王安石贴上的标签!
  之所以被后世人传颂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,仅仅是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往往是敌人,这三句话,对改革派总结得太贴切了。
  然而这是一处巨大的陷阱。
  因为这句话是与夫子的“君子三畏”唱反调——子曰: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,狎大人,侮圣人之言。
  要说文学家不通逻辑,那是瞎扯,司马光这通安排的巧妙之处在于——如果改革派认可三不足之说,就是儒家的叛徒,是辱圣人之言,是夫子定了性的小人。
  这样的杀伤力,不是老苏一篇《辨奸论》能匹敌的。
  事实也是如此,此后千年,王安石都被列位奸臣,其最重要的一项罪名就是三不足论。
  而千年以下,人们又开始以此为王安石提出的论点,加以颂扬。
  甚至有专家说,这就是王安石亲口,因为以司马光保守派的素质,是总结不出这三点的。
  后世苏油看到这样的资料不由得捧腹大笑,这些所谓专家,却是连《论语》都没有摸过的?
  然而王安石就是这么执拗,这么自信,司马光这说法估计是说到他心里去了,竟然不予反驳!
  反倒是赵顼历练出来了,司马光要考生“愿闻所以辨之”,一看就知道这是即将掀起舆论大战的前奏,而且从牌面看怎么都是输。
  数典忘祖的名声,哪怕是皇帝,都不敢背!
  于是赵顼下令,用纸把它贴盖起来,并批令“别出策目,试清臣等”。
  次日,王安石去见赵顼,赵顼问王安石:“闻有‘三不足’之说否?”
  王安石有些诧异:“不闻。”
  赵顼说道:“陈荐言,外人云:‘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之法不足守。’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,专指此三事,此是何理?朝廷亦何尝有此?已令别作策问矣。”
  王安石不但不就坡下驴,反而朝坡上走,回答道:“陛下躬亲庶政,无流连之乐、荒亡之行,每事唯恐伤民,此即是畏天变。”
  “陛下询纳人言,无小大唯言之从,岂是不恤人言?”
  “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。苟当于义理,则人言何足恤?故《传》称‘礼义不愆,何恤于人言!’郑庄公以‘人之多言,亦足畏矣’,故小不忍致大乱,乃诗人所刺;则以人言为不足恤,未过也。”
  “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,则固当如此。且仁宗在位四十年,凡数次修敕;若法一定,子孙当世世守之,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?”
  听闻此事,苏油不由得以手扶额,王安石实在是太小看舆论的威力了。
  华夏历史千年,什么经典上找不到支持自己的证据?
  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:“文王在上,于昭于天。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”
  《礼记·大学》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
  《易·系辞上》:“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德。”
  甚至苏油还将给自己改良派观点的立足点都找出来了:《易言·火器》:“惟火器既日出日新,购用宜慎之又慎。”
  群经之首,设教之书,一部周易,通篇都是在讲变化!这才是变法派应该高举的大旗!
  “夫大人者,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下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,而况于人乎?况于鬼神乎?”
  要是苏油,就会拿着这个问保守派,天地,日月,四时,鬼神,它们是变化的吗?如果是,那我们是不是顺应发展,进行相应的变化,方才可以做到“天且弗违”?
  这个世界,运动变化是绝对的,静止不变,是相对的!
  不变,才是违天!用得着跟着保守派的节奏走?自己带节奏不行吗?
  在这一点上,王安石还不如他的颜回吕惠卿!
  第五百六十章 进与退
  因为在朝廷当变法还是当守旧尚未成定论之时,吕惠卿就亮过一个华丽的大招,和天下第一嘴炮司马光来了一场以经典为武器的正面对决。
  而且,赢了!
  赵顼设迩英殿,崇政殿说书,是向群臣学习,听从政治意见的。
  于是这里就是双方的天然战场,每次授课,大家都要引经据典,以论证自己的观点。
  那天司马光先讲,讲的是《尚书》:“乃反商政,政由旧。”
  这句的意思是说,武王虽然建立了周朝,可还是沿用的商朝的治国方略。故此,周朝延续了八百年。
  因此遵从祖宗家法,不轻易变革,才是正道。
  接着司马光以汉朝为例,萧规曹随,虽然纷争不断,但国家一直安定,百姓也日趋富足。
  至汉武帝擅自更改祖宗家法,天下盗贼四起;
  汉宣帝重新沿用祖宗家法,则国家长治久安;
  汉元帝又擅自更改家法,天下再次陷入混乱。
  吕惠卿上台,同样《尚书》开讲,不过讲的是,《尚书》如何要求大家变法。
  《尚书》有云:“正月始和,布法象魏。”
  也就是说,每年的正月,天子要将法令公布在宫门外。既然每年都要公布一次法令,那也不是说明,每年都要更改一次法令吗?
  《尚书》有云:“五载一巡狩,考制度于诸侯。”
  这不就是说,天子的法令,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,怎么能说制度不变呢?
  接下来开始引申,还是说汉朝。
  司马学士说汉代的法令是一成不变的,只要变法,国家就一定动乱。
  但是史料记载,汉惠帝废除了高祖时期的妖书令、挟书令;汉文帝也废除过前朝的收孥令,怎么能说一成不变呢?
  至于汉武帝时期盗贼四起的问题,不是因为变法,而是因为穷兵黩武、滥用民力。
  汉宣帝时期国家富庶,也不是因为恢复萧何旧法,而是皇帝选贤任能,用贤臣治理国家。
  汉元帝时期国家衰败,是因为皇帝重用奸臣,滥杀功勋。
  可见,汉室的衰败,跟变法一文钱关系都没有。
  《尚书》还有云:“无作聪明乱旧章。”
  但这句话不是让后人不要去变法,而是不要自作聪明,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胡乱更改法令。
  如今,吾皇英明神武,参政又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法令,时机已经成熟,为什么还不赶紧变法?
  苏油都不由得感叹,吕惠卿,经史功夫,真特娘的扎实!
  但是要是吕惠卿敢和善于“战国纵横家言”的苏家人互怼,苏油就会指出吕惠卿论据不足。
  “正月始和,布法象魏。”明明是每年重申法令,以示重视,却不是一年就来一变。
  “五载一巡狩,考制度于诸侯。”既然是考,就是考核,是检查诸侯们对法律的执行情况,跟宣布新法有一文钱关系吗?
  老吕你在偷换概念!
  不过苏油这次不准备帮司马光,因为他其实也是变法派。
  但是更不准备帮王安石,因为他又被欺负了。
  《青苗法》,还是没有体现出他给王安石提到过的那些建议,地方上,还是出现了抑配,发生强行摊派现象!
  苏油觉得,让俩倔驴各自受点教训也好。
  先是右正言李常、孙觉上书:“王广渊在河北乱搞,强行摊派。民间喧然不以为便,而广渊入奏,说是民间在欢呼歌舞,歌颂圣德。”
  赵顼立刻下诏:“诸路常平、广仓给散青苗钱,本为惠恤贫乏,今虑官吏不体此意,均配抑勒,翻成骚扰。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,违者立以名闻,敢沮遏者亦如之。”
  同时派出各路监察,并遣入内副都知张若水、蓝元震,潜察府界表钱事。
  因为河北太重要了,所以韩琦成了灭火队员,刚刚从陕西出来,又被派去坐镇大名府,兼任河北路转运使。
  诏书下达,韩琦立刻上书数万言,大说青苗法不便。
  更要命的是,上书中还附上了几处州县发布的告令,里边明确存在强行摊派的内容!
  韩琦的原话是:“臣本以青苗诏书,务在优民,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,而公家无所求利。”
  “然今每借一千,令纳一千三百,则是官自放钱取息,非旨抑兼并、济困乏。欲民信服,不可得也。”
  “新诏虽云不得抑勒,而上户必不愿请,下户虽或愿请,必难催纳,而后必生行刑督责、同保均陪之患!”
  “乞尽罢诸路提举官,依常平旧法施行。”
  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进言:“青苗钱者,唐衰乱之世所为。苗青在田,先估其直,收敛未毕,已趣其偿,是盗跖之法也。”
  苏油的建议之所以没有被王安石和吕惠卿采纳,其实也是苏油的锅。
  没有什么别的原因,都怪这娃太能赚了。
  赵顼一共就拨给苏油六十万贯,还是在军器监成立很久之前,而给王安石两千四百万贯,是他上任参知政事之后。
  一年下来,苏油不但把军器监搞得风风火火,还缴纳了三十万贯的赋税,还偿还了他三分之一的本金,还附带五万贯的利息,还得到了许多的军器!
  相比之下,条例司就有些乏善可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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